本版文/依时

2015年3月8日，87岁的林秉森在港逝世。

对于香港的邻居而言，他们失去的只是一个居于陋室、投资失利、失意孤苦的老人。

但对上海的万千听众来说，他们送别的是一位无可替代的资深音乐编辑，也失去了一扇通往城市往昔岁月的门。

查理林生在上海法租界，长在美办私立男校。母亲是总理唐绍仪的侄女。父亲是“可口可乐”这一商标的中文译者，手里有商务印书馆、福特汽车等著名大客户。但轮到查理林自己的人生展开，那一手好牌都没用上—他对抗人生和成就自己的，唯有音乐。

“大家好，我是香港查理林，今早，我要帮大家推荐额是，由路易斯阿姆斯壮带来额what a wonderful world,迭则歌……”

这上海话夹英语的腔调，从此以后都是绝唱。

查理林走了，那个留存着往昔上海记忆的岛屿，也似被流水冲走一块礁岩，从此再不完整。

一

洋派童年 面包店隐喻

查理林符合人们对老克勒的全部想象。

1928年，大名林秉森的男孩出生在今上海淮海路复兴路口的富商家庭。母亲是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侄女。父亲林振彬是中国现代广告业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上个世纪30年代，正广和公司、商务印书馆、福特汽车、沙利文饼干等公司都是林家华商广告公司的长期客户。“可口可乐”四个中文商标字的翻译者，正是林振彬。

看大光明、吃冰淇淋、去跑马厅的林家生活颇为洋派，因此当孩子到了学龄，就托人把儿子送去了只招收美国儿童的美童学校读书。然而，林秉森并非是个刻苦的孩子。美式教育除了教会他一口流离英语和如何体面地约会上层阶级女士之外，似乎并没有教会他太多东西。

高中毕业后，他不愿意求职。在听说虹桥有个退役飞虎队员开设了“有钱就收”的飞行学校后，林秉森问父母要了钱去报到，几个月后，居然真的能开飞机了。但天空的奥秘并没有吸引林秉森太久，他很快又回到了音乐中。

沙利文饼干公司老板名叫查理，他很喜欢胖头大耳的林秉森，在林秉森小的时候，常常带着这个小男孩去自己的面包房，让他随意挑选西点。这是任何孩子都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柜台里、各种点心闪闪发光，所有的一切都等着自己随意选择。

小男孩心花怒放，活像个小面包咧开了口子，当他抬起头来看着沙利文的老板，老板被逗乐了：要不你就做我干儿子吧，也叫查理。

这个场景似乎是个隐喻，对年少的林秉森来说，他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在继承了父辈名字后，他似乎注定要承担起为父辈保留这段生活记忆的责任，一如柜台里的西点一般，并非生活的必需品和主粮，但不管外界如何风吹雨打，它们拥有不褪色的美丽，也始终保持着甜蜜。

二

富贵闲人 音乐打工仔

长成了青年的查理林，和当时所有的富家青年一样喜欢西方音乐，他动辄会掏出一个月的零花钱20元去买原版唱片，后来不过瘾了，他就拜师学钢琴。连老师也大名鼎鼎，是当时在上海任百乐门乐队的领班。

父亲忙着去香港开拓生意，时代的大轮即将驶来，整座城市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查理林两耳不闻，他是贾宝玉一样的“富贵闲人”，所谓世界的边界横竖不会超过“法租界”，他小小的天地由可口可乐、西点和西洋流行音乐黑胶唱片构成。

足矣。

1950年代，不适应香港的查理林没有和家人一起赴港，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已经娶妻成家，实在不能开口问父亲要钱了。阔少爷于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到仙乐斯、百乐门等舞厅里弹琴打工。昔日去消费的地方，如今成为谋生的地方，别人只觉得这小开坍台，但查理林本人却觉舒意。因为整天这里到处都是音乐。

如此支撑到1957年，舞厅全部关闭，民企公私合营，时代的风声转向，再也不能不走了。查理林以参加妹妹婚礼为由打了报告赴港。五年后，他的朋友因为在上海开家庭音乐会被批判，他的另一位小开伙伴因为和朋友发牢骚，被送往劳改农场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

查理林留在了香港。

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为了谋生，他在“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放唱片，在香港新都城饭店当乐队领班。当时弟弟早已接手父亲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查理依旧是“晃膀子”的查理。

再然后，是查理林在父亲的公司里有了一个职位，但他主要的正职依旧是听音乐、收唱片，收了整整一个屋子，一如被一滴树脂封存进琥珀，他依旧还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

图片制作/姜楠

三

昔日重来 故人又回归

到了199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查理林的故乡上海发生了以下几件事：

国务院批准在浦东设立外高桥保税区，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第一座跨越黄浦江大桥—南浦大桥建成通车，东方明珠塔建成。不论从外貌还是内在，蛰伏许久的上海，重新活跃起来，也让人们再一次想起，她曾经是地球上最摩登的城市之一。

以灰黑蓝人民装为主的上海街头，再一次出现了高跟鞋和西装；弄堂深处闺秀的颈脖上又有了丝巾和卷发；德大的早场咖啡座和红房子西餐厅门口，老主顾牵着孙儿的手回来了；淮海路上，老太太出门买菜，菜篮子外悄悄露出一角，是一支长茎玫瑰和一条法式长棍。这座城市里那些曾被打碎碾成齑粉的东西，连带着上海人骨子里对格调的追求，又如春风吹又生一般，重新回来了。

在那个躁动不安的时段里，伴随着重新致富和与世界接轨的渴望，上海人开始对往昔的摩登生活展开重构和阐释—外来作家陈丹燕开始以永安公司郭四小姐黛西的一生为题材创作《上海的金枝玉叶》；土生土长的程乃珊则以自己的父辈为题材，大量发表怀念上海上个世纪30年代摩登人物和海派生活方式的文字；常年主持深夜节目的女作家淳子选择沿着张爱玲的小说轨迹，重新打量上海。

这种怀旧，与其说是对往昔情调的单纯追忆，不如说是人们急着为当下寻找参照。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年轻人已经活得太过粗粝，他们失去向往日上海求教的机会。大家只能去书本和影视作品中抽丝剥茧，或者在残存的“老克勒”身上寻觅一点痕迹，希望了解并回答自己到底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这个时候，从香港到上海为父亲公司“谈谈业务”的查理林被在上海的电台帮忙的老友“抓住”了。

又或者毋宁说，等待了这么久，查理林终于可以回来了。

四

旧便是新 陋室似天堂

查理林前半生的不务正业，成就了1992年12月上海电台《怀旧金曲》节目的开播。

这档节目的内容以播放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欧美流行金曲、爵士和轻音乐为主。第一首播送的歌就是活跃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歌手Connie Francis的。

当她轻快浪漫的嗓音响起，那些被时代冰封在上海几十年的人与事，都被激活了。

而对于1990年代的上海年轻人来说，这些老歌，又都是迷人的、全新的。不同跨度年龄段的人都爱上了这个节目，翘首期盼着这个藏在电波里的声音响起—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查理林。”

活到64岁，查理林的人生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从此在香港的家里，把满墙壁的黑胶唱片一首一首录下来，标记上说明，灌录进磁带，然后写上文字，再寄给上海的音乐编辑。往昔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便在一首一首乐曲中活了过来。而上海对查理林而言，从此也就有了全新的意味。

查理林开始频繁往返于上海和香港，每次到上海，必定高朋满座。《怀旧金曲》节目组会以举办听友联谊会为由头，召集聚会。

一位参与者记得，“在一次庆祝活动上，这位从前的小开身着一袭洁白的西装，内搭深海蓝衬衫和亮眼的乳白色领带，脚上蹬着一双香槟色皮鞋，当现场的爵士乐队奏起悠扬的外国舞曲，查理林与大家一起踏入舞池，翩然起舞。”

2000年，由于投资失误，查理林几乎葬送他在香港的所有积蓄。最后住进的房子，只有他盛年时家中汽车间大小。太太离世后，他就只有孤身一人，陪伴他的是半壁顶天立地的柜子，和海量的唱片、录音带。

2011年10月底，乐评人李严欢第一次去香港查理林家中探望。查理开心得不得了。在李严欢抵达之前，他就一直在电话中跟老友不断念叨，“还有几天，小李就要来了”，“明朝小李就要来了”。

香港的陋室里，李严欢和查理林约定说：“查理，我这次来香港，不安排其他的行程。留了5天，每天到你家里来陪你听音乐。”于是，两个年龄差距超过半个世纪的人，一起坐在塞满唱片的陋室里，听Doris Day，听了Harry James，听Gordon MacRae，也听查理林做的节目、听李严欢做的节目。

也就在那次，查理林感叹：“还好年轻时就爱好音乐，收藏唱片。现在太太与照顾我26年的菲佣先后去世，钱也没了，还能有这一墙唱片与我不离不弃，我也知足了。”

查理林说，“王先生（一起创办《怀旧金曲》的王奕贤）走了，张培（《怀旧金曲》主持人）也走了，下一个，该轮到我了。我可能快要和你们说bye bye了。”

2011年，83岁的查理林应程乃珊夫妇之邀到马勒别墅喝茶。已经改建成酒店的马勒别墅的时任总经理嵇东明记得，当时查理林已经年迈，因为腿脚不便，需要坐在轮椅上。但坐在别墅里，查理林又高兴地讲述了他年轻时跟别墅原主人艾力克·马勒的交际，还聊了很久的音乐、飞机和赛马。

看到马勒别墅花园里，有一座艾力克为纪念赛马而铸造的铜马雕塑。程乃珊见到后，走过去靠着欲合影。可查理林在旁边笑着说“不是这样亲近马的”，然后示意她手要托着铜马的下颌部。

然后，查理林也过去拍照，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一手揽着雕塑的马身，一手抚着马脖子，他胖胖的脑袋，对着镜头微笑，一如当年的小面包在沙利文老板的西点柜台前展露无忧无虑的笑容。这是这位上海老克勒在故乡留下的最后影像。

2012年，上海举办西岸音乐节。

2013年，致力于记录海派生活方式的程乃珊去世。

2015年，查理林离去。

城市中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人回来，有人离别。上海的电台里每周还依旧在播送查理生前预录的节目。

歌舞升平，春暖花开，对于上海来说，这又是新的一年了。